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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秋时期，卫国国君卫庄公有个“坑爹”的世子叫州吁，史称卫废公。当朝大夫石，是个专对“不义”谏诤进言的好官。不幸的是，他也生个“坑爹”的“小衙内”叫石厚，偏偏与州吁臭味相投，狼狈为奸。石厚曾被其父石怒打五十鞭，却不思悔改。公元前719年，州吁听计石厚，弑兄夺位，祸国殃民，穷兵黩武。石无奈之下，修血书一封，暗中送达陈国国君，请求除害。然后，用计谋使二人出访陈国。陈国国君立诛州吁，却念朋友情义，不忍杀石厚。石便派家臣羊肩赶赴陈国处死石厚。

为了维护正义，石对犯下罪行的儿子不徇私情，他的大义灭亲之举，是对“不义”加以教正，更是对报国为民的一种责任担当。

中国自古就为礼义之邦。礼是规矩，义是责任担当，统而言之，就是人人都要守规矩，敢担当。管子说，“义有七体”，意为用孝悌慈惠来奉养亲属，用恭敬忠信来侍奉君上，用公正友爱来推行礼节，用端正克制来避免犯罪，用节约省用来防备饥荒，用敦厚朴实来戒备祸乱，用和睦协调来防止敌寇。这七个方面，都是义的实体。人民必须知义然后才能中正，中正然后和睦团结，和睦团结才能生活安定，生活安定办事才有威信，有威信才可使战争胜利而防务巩固。可以说，义是不可不行的。

管子还说，“义不自进”，即正义不会自发产生，要靠人主动去身体力行，而不是靠外部的强力去让你怎么做。同时也可理解为不妄自求进，不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官位和财富。

“管鲍之交”的典故里就看点颇多：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，两人合伙做生意，在涉及到利润分配问题时，管仲与鲍叔牙均不重“利”，而是突显“谁更需要”的因素。管仲家贫一些，就多拿了一点，鲍叔牙并不介意，鲍叔牙的手下很不高兴，骂管仲贪婪，而鲍叔牙解释说：“哪里是念这几个钱呢？他家生活困难，是我自愿给他。”鲍叔牙的情义，管仲铭记心间，念念感恩，后人方知鲍叔牙之义，这是朋友之义的担当。另一个事情是荐相。鲍叔牙从大义着眼，认为治理天下非管仲莫属，便让贤举荐管仲为齐桓公之相，而管仲“病榻荐相”时，从大义出发，认为鲍叔牙性格不宜为相，就推荐了他人，而鲍叔牙无怨言，表现出义薄云天的美德。

到了孔孟时代，义发生了新的变化。孔子说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”意为君子立世，无所谓厚薄亲疏，只是按照义去做。而孟子时期，义被经院哲学式的“利义之争”笔墨官司打磨出极端和形式化的色彩，孟子因此作出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的判断，发出“舍生取义”的呐喊。

汉代以后，“苏武牧羊”式义士形象和“桃园结义”式结交模式的出现，使义呈现出“庙堂”和“江湖”的分野。“苏武牧羊”式的义，其正确内核是教导人们，面对民族危难，敢于见义勇为，甚至舍生取义；而“桃园结义”式的义，是江湖哥们义气，《三国演义》的刘备，始终在事业大义和江湖情义之间犯纠结，结果哥们义气害了江山社稷，蜀汉基业被刘皇叔一番蛮干和瞎指挥输了个精光。

“义”本身的涵义，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，人们总是站在所处时代的立场上，对“义”进行取舍，从而在行动上作出符合当时时代发展的选择，但其主流思想从未偏离责任担当。

从管子的“义不自进”，到诸葛亮的“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”，再到顾炎武的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林则徐的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福祸趋避之”，孙中山的“以浩气赴事功，置生死于度外”，等等，无不生动诠释中华民族敢于担当的内在禀赋。而从中国共产党的井冈山精神、长征精神、延安精神，到大庆精神、抗震救灾精神等，再到今天的“忠诚、干净、担当”，赋予了责任担当更为深刻的内涵。

一条“义”的红线，将古圣今贤，历史和现实，紧紧维系在一起。《素书》中说：“守职而不废，处义而不回，见嫌而不苟免，见利而不苟得。”每一个行业，每一个岗位，都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，不论职务大小、权责轻重，人在其位，必谋其政。倘若在其位不谋其政，缺少担当、不在状态、庸官懒政，只会让组织失望、让群众寒心。